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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版军事历史《青梅煮酒论英雄：马勇评近代史人物》，此文也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可见网络热度颇高！主角有马勇马勇，由作者“马勇”精心编写完成，简介如下：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全部政务活动，前后存续仅3个月，不足100天。从孙中山到袁世凯，是民国初年一个美丽传说。这个传说为中国人赢得了无数赞美和荣光，尤其是孙中山功成身退的高风亮节，将中国传统美德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照样可以有自己的华盛顿，中国人也并不都是争权夺利的政客。然而也就仅仅一年不到的时间，1913...

精彩章节试读

100年前的1912年，是中国的共和元年，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于那一年元旦创建于南京。持续17年流亡海外，依然不断鼓吹革命、排满、共和、民主的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国从此开始走上一个全新时代。然而为时不久，政局丕变。2月12日，清帝溥仪奉隆裕皇太后懿旨，下诏辞位，命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第二天，孙中山遵守承诺向南京临时参议院辞职，并荐袁世凯以代。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第二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解任。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全部政务活动，前后存续仅3个月，不足100天。

从孙中山到袁世凯，是民国初年一个美丽传说。这个传说为中国人赢得了无数赞美和荣光，尤其是孙中山功成身退的高风亮节，将中国传统美德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照样可以有自己的华盛顿，中国人也并不都是争权夺利的政客。然而也就仅仅一年不到的时间，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枪杀，孙中山拍案而起，起兵讨袁。先前从孙中山到袁世凯的美丽传说立马变成斧钺相见。孙中山内心深处究竟是怎样想的，他在这场权力转移的游戏中是否有一种被欺骗被侮辱的感觉？

开府建基

孙中山让权袁世凯确实是一个美丽传说，只是孙中山为什么要“让位”，我们100年来似乎始终没有深究。其实，如果不能弄清孙中山究竟是怎样“上位”的，我们就很难说清孙中山为什么要“让位”。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几乎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但他并没有急于回来，他大约相信他亲手发动的那些起义从来没有一个成功，而他不在现场的武昌，与革命党关联不大的新军，何以能够成功，即便成功又与他有什么关系呢？直到武昌起义之后南北胶着两个多月，也就是革命党乘机光复了上海，接近于完全控制东南大局的时候，孙中山方才于1911年12月25日打道回府，结束17年流亡生活，回到上海。此时距武昌起义爆发已经两个月零十五天了。

在过去两个月，武昌起义没有迫使清廷改变主意，清廷没有撤销皇族内阁，更没有调整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的丝毫意思。不得已，湖南、山西等省相继响应，宣布独立宣布光复，继续向朝廷施压，但清廷依然装聋作哑，置若罔闻。于是驻扎在滦州的“中央军”振臂一呼，通电朝廷必须政治改革，必须直面各省新军和立宪党人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中央军”是朝廷的最后凭借，这终于迫使朝廷给予正面回应，摄政王下诏罪己，同意改革，宣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同意撤销皇族内阁，建议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重组政府。

袁世凯早在武昌起义第三天就被征召回朝，渐渐被赋予处理武昌危机及全国危机的全权。袁世凯深知武昌及各地新军此次哗变无法用金钱用名义化解。因为此次新军哗变、立宪党人宣布独立与传统哗变根本不同，新军将领与立宪党人的政治诉求就是要求清廷推动政治改革，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政体。基于此种考量，袁世凯出山后软硬兼施，在采取武力压制的同时，更注意政治上诱降，注意从政治上化解南方独立各省的心结，重申一定会敦促朝廷重回君宪轨道。

君宪主义是立宪党人和新军将领过去十几年的基本政治共识。他们之所以认同君宪主义，除了对君主专制的痛恨外，更主要的还在于他们担心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所鼓吹的民主共和思想扰乱中国，违反人类历史循阶而进的进化规律，跨越时代将中国带入一个激进时代。所以当南北和谈开始之初，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并没有革命党人多少活动空间，革命、共和、民主，依然不被南北主流势力看在眼里。这大约也是孙中山迟迟不愿归国的一个原因。

立宪党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意识到武昌起义及其后续发展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他们虽然期待朝廷应该借着这个机会修正错误，改组内阁，但并没有对君主立宪有什么怀疑。直至各省独立越闹越凶，他们渐渐感到清廷大约要在这场革命中成为历史陈迹，无法扶持，所以他们渐渐介入了光复，参与了反正，转而认同和支持共和主义，放弃了坚守十年的君宪主义。

这对于中国政治发展来说，无疑是个巨大转变。立宪党人特别是东南大佬张謇、赵凤昌等人的转变意义重大，他们不仅支持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而且还联名致电摄政王，劝摄政王认清大局，转向共和，为皇室换取最后尊严，为历史留下一段美好回忆。

经赵凤昌、张謇、庄蕴宽等立宪党人居间联络，在南北和谈开始不久，各方就对清廷善后安排达成一致，同意优待那个英明皇帝光绪帝的未亡人隆裕皇太后，同意优待那个可怜的小皇帝，顺带着也同意优待那些属于皇室的成员，同意未来中国的政治架构为共和，同意由袁世凯出任未来新政府首脑。这项妥协至少在12月20日南北第二次和谈时已经达成，其主旨就是清廷在下一次谈判时必须承认共和为前提。

让清廷承认共和为前提，其实也就是逼着清帝退位。因此在此后几天的交涉中，清廷开始犹豫，因为这毕竟牵涉一个王朝的终结。

清廷的犹豫甚至不愿退位的可能性，南方立宪党人大约都有详细估计，所以他们一方面寄希望清廷和平结束的同时，也准备利用革命党人成立一个“临时的”政府，以此逼退清廷，实现从君宪到共和的转折。

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特别是上海光复后确实一直忙着筹建新政府，只是革命党人在过去17年中一直流亡海外，他们对国内政治发展缺少了解，又没有多少有用的人脉，所以革命党人要想成立新政府，也不能不求助于立宪党人。而革命党人中的黄兴、宋教仁等，在这之前都与赵凤昌有过一些联系。所以等到孙中山12月25日回到上海，第二天“拜码头”朝拜赵凤昌时，赵凤昌一句“开府建基”点破其中所有玄机与奥妙。此后不到一个星期，一个全新的“临时政府”就在南京宣布成立了。

一个美丽传说

赵凤昌的提示肯定深刻启发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此后，孙中山多次前往惜阴堂求教，与赵凤昌及南北政界要员协商统一建国诸要政，特别是怎样罗网英才、兼纳众流，怎样筹款、化解财政的困境等，赵凤昌都有很好的建议。熊希龄、庄蕴宽、汤寿潜、张謇等，都是赵凤昌向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推荐的，而孙、黄、宋也就其他人选先期征询赵凤昌的意见。赵凤昌从立宪党人一变而成为南方革命党仰仗的重要靠山。这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此后南北关系的突破，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请教赵凤昌是事实，赵凤昌真诚提供帮助也是事实，但在过去的研究中，大家其实不明了赵凤昌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连赵凤昌的儿子赵尊岳其实也不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他在《惜阴堂革命记》中以为他的老子赵凤昌是利用革命党人去倒袁。这个看法显然并不真实。

其实，如果回想赵凤昌在孙中山抵达上海前一直帮助袁世凯，帮助南北和谈的事实，就知道赵凤昌高人高招，是要用南京临时政府打破南北谈判的僵局。赵凤昌没有背叛疏远袁世凯，而是在用孙中山为袁世凯化解危机化解困境。道理非常简单，就在赵凤昌向孙中山作出这样建议的时候，唐绍仪发给袁世凯的电报，要求清廷承认共和，要求以国民大会去公决未来国体和政体的建议犹如泥牛入海，朝廷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都没有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这个僵局在已有的南北和谈框架内很难打破。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障碍是，如果没有南京临时政府的过渡，而通过南北和谈直接将清廷的权力移交给袁世凯，那么袁世凯势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尴尬的人物，成为乘人之危火中取栗的奸臣权臣。这既是袁世凯所不乐于为，当然他的这批朋友也不会让他这样做。这毕竟会有道德上的亏欠，非智者所为。而现在如果用孙中山，用南京临时政府予以过渡，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天成。

更重要的一点是，孙中山恰恰具有这种素质和想法。当孙中山听到赵凤昌“建府开基”建议后，他在当天（12月26日）就主持召开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将要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究竟应该选择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在孙中山已有的政治构想中，他其实可能更倾向于权力制衡的内阁制，以免总统总是处于权力要冲，成为各方攻击的目标。如果实行内阁制，总统只是国家象征，只是到了关键时期，到了内阁倒台或重大政治危机发生时，总统才具有协调的功能。然而，就在这一天，由于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等人分别向各省代表做了工作，提议由孙中山出任临时政府大总统，所以等到晚上开会讨论政治架构时，对民主政治、议会政治有着很深研究的宋教仁依然力主内阁制时，孙中山却坚决反对，以为内阁制不管有多少优长之处，但在目前并不合乎中国的需要。孙中山强调，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这个体制断非目前非常时代所相宜。我们现在不管谁去当总统，都不能既让他去当总统，又想方设法从制度上去怀疑这唯一置信之人。孙中山表示，我不肯听从各位的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大计。这话说得非常坦然，孙中山显然是在向他的同志摊牌：各位如果一定要坚持内阁制，那么请自便，兄弟就不陪你们玩了。

孙中山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黄兴，于是黄兴从挽留孙中山的立场上，反复劝说宋教仁谦让，劝说他取消提议。在黄兴等人劝说施压下，宋教仁从大局着想，表示让步，于是新政府的架构就完全采纳了孙中山的主张，实行总统制。而这恰恰又为后来的政治纷争预留了空间，埋下了伏笔，且使孙中山的政治信誉在民国初年受到了严重影响。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北和谈僵局确实很快被打破，特别是南京临时政府在行政方针上并没有宣传孙中山一直坚持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等口号，没有提及孙中山一直自诩为创造的三民主义，没有说什么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等三个阶段说法。更重要的是，南京临时政府接受各方面建议，同意优待皇室，同意不再像革命年代那样攻击清代历史。这种种举措都为南京临时政府赢得了人心，特别是赢得了新军将领如段祺瑞的认同。段祺瑞或许没有把南京临时政府当作一支重要力量，但他在获得南京方面不再攻击清代历史的承诺后，也愿意有条件地与南京结成临时同盟。

根据赵凤昌等立宪党人的安排，南京临时政府之所以是“临时的”，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之所以是“临时的”，都表明他们只是期望用这个“临时的”机构“临时的”人作为过渡，最终将权力转移给袁世凯。这是南京临时政府得以成立的前提，也是黄兴等革命领袖同意的，甚至可以说最早提出这个方案的就是黄兴和黎元洪。至于孙中山是否清楚这些不敢说，但他肯定知道“临时的”意义。因此，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迅即致电袁世凯进行解释，表示只要袁世凯劝退了清帝，那么他孙文立即辞职下野，并遵守承诺推举袁世凯继任大总统。

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孙中山也曾想过将“临时”改为正式，他也曾为国际承认从事过一些努力，只是列强坚守所谓中立，其实是期待一切都能和平过渡到袁世凯的新政府，所以孙中山的外交努力并没有成效。

至于在财政上，临时政府在赵凤昌等人建议下吸纳了相当一部分立宪党人。按理说这些立宪党人只要出力，别说养个人数不多的新政府，即便真的与清廷动刀动枪，抗争到底，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这些立宪党人坚守承诺，只把南京临时政府看作“临时的”，一旦发现孙中山有意将“临时”改为正式，他们或者果断退出了新政府，或者从经济上扼住了新政府的命脉。孙中山后来遵守承诺向袁世凯转移权力，虽说维持住了信誉，但实际上也是被逼无奈，不得不遵守先前的承诺而已。

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打破了南北僵局，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参议院选举袁世凯继任，这都是按照既定程序一步一步进行，并没有多少意外。只是100年后重新检讨这件事，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个让权、让位的美丽传说其实只是单方面的牺牲，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将权利让渡了，但南京临时政府在此后的民国法统中反而毫无地位。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好像从来不存在，甚至连民国前史都不是。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还有那个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在袁世凯等人眼里好像什么都不是，他们连虚与委蛇虚情假意恭维几句的心情都没有。至于孙中山费尽心力巧妙设计的那个《临时约法》，更是被袁世凯等政治领袖视之如敝屣。一个原本美丽的传说，到后来成为政争的口实，成为孙中山奋起抗争的内在动力。

憋屈与别扭

推翻帝制推翻清廷，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十几年来一直奋斗的目标，眼见着这个目标就要实现了，却因非常具体的原因而终止。按照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中许多人的看法，他们应该将南京临时政府支撑下去，应该组织北伐，直捣龙亭，用暴力终结清廷，也就同时终结了帝制。然而，由于立宪党人是南京临时政府的主导力量，所以革命党人的这个想法根本没有实践的机会。即便等待清帝要按照南北和谈的约定准备退位了，革命党人依然准备在退位诏书或相关文件中确认清廷统治中国200多年的罪恶，即便同意将来民国对皇室给予适度优待和礼遇，也应该讲清楚历史讲清楚责任。

然而当南京临时政府将优待条例转给北京时，隆裕皇太后对更多的条件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是坚持应该保留“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等几处文字表述。至于文件中的“逊位”，隆裕皇太后认为应该改为“致政”或“辞政”。

对于大清王朝的尊重，其实也是尊重历史的一部分。不管怎么说，清廷在这个历史关键时期，因为隆裕皇太后深明大义，制止皇族中的强硬派，接受了和平方案。现在如果对清廷的历史彻底否定或者给予羞辱，那么真正感到高兴的恐怕只有一直被主流社会排除在外的革命党人，即便那些投诚反正、参与光复有功的立宪党人、新军将领也难以接受。所以当新军将领获知这些消息后，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将领于2月8日联名致信南方代表伍廷芳，表示优待清室条件中的“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应请仍照朝廷提供的原文不要更改，“逊位”这样带有刺激性的词语无论如何都不能出现在正式文件中，否则很难说服军界同人，大家都是历史的过来人，只有尊重历史，才能说服同人。

军人一旦干政，就是力量巨大。你可以说是南京临时政府对北洋军人愤怒的善意回应，也可以说是南方革命党人对北洋军人的屈服和顺从。不管怎么说，冯国璋、段祺瑞等军界将领的坚持得到了南京革命党人的极端重视，所有条款都按照袁世凯、梁士诒、冯国璋、段祺瑞等人的建议予以恢复和保留，最具刺激的字眼“逊位”改为“辞位”。这也算是北洋老将对清廷旧主子的最后一次回报一次效忠。只是这件事情后来又有变故，正式成文的时候文字又有调整。

尊重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往前走，然后到了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尊重历史并没有得到完整贯彻。孙中山不管心中有多少憋屈和别扭，但他确实遵守承诺在清帝退位后宣布辞职，推举袁世凯接替。但是袁世凯政府成立之后，在此后十几年的民国法统中，确实忽略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地位，好像南京临时政府只是中华民国历史成立前的一个可有可无的插曲，正式的中华民国就是从袁世凯宣布就职开始的。

民国前半期的政治这样处理有其自身的原因。因为孙中山和他的同志确实在过去十几年被迫流亡在外，不知道国内民主政治的发展情形；即便知道新政，知道预备立宪，由于政治斗争，由于戴着有色眼镜，因而也就不能给予公平合理的评价，一概视为清廷的欺骗。站在革命党人的立场说，这种批判当然有自己的道理，但确实并不能概括晚清最后十年政治发展的真实情形与意义。

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发展从新政到立宪，其实走的就是一条精英政治的路线。这条路线虽然也要求提升民众的识字水平，要求对选区内的咨议局议员投票，但总体上说这种精英政治就是西方近代典型的民主政治架构，是精英的而非民众的。这一点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设想的全民政治、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毫无关系。至于革命后，按照孙中山的设想，还有一个比较长的军政时期，大约有军事管制的意思。之后方才进入训政，至于训政多久，也就很难说。训政之后方才进入宪政，这是一个漫长过程。

孙中山的这些设想正确与否不必讨论，但是很显然，这些设想与晚清以来的精英政治毫无相似之处。而袁世凯就是晚清精英政治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所以当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政治理念中，哪儿能够想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哪能还一步一步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中华民国在袁世凯时代直接进入了一个宪政时期，这或许可以说是袁世凯接续晚清民主政治变革往前走，依然是一种没有君主的立宪政治。只是从尊重历史的层面说，南京临时政府在法统中没有地位，而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那些理论上的创造也不被采纳，甚至根本不被提及。孙中山后来一再强调“革命尚未成功”，或许其内心深处就是从这个层面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民国成立了，可是他们为中华民国准备的理论及政治架构统统被弃之如敝屣。这怎能不让孙中山感到憋屈和别扭？

如果仅仅在理论上不被重视也就算了，如果中华民国在正式开张之后，能够善待孙中山这些革命元勋，比如袁世凯竭力劝说孙中山、黄兴不要放弃政治，大家应该一块干；比如在新成立的议会中为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留个位子，让他们在那些职业政治家的位置上发挥作用，后来的历史肯定就不一样了。然而，袁世凯这一批老道的政治家不知是真的粗心大意，还是从骨子里瞧不起孙中山这些党人，总而言之，袁世凯在中华民国正式开张后顺水推舟以为孙中山真的要去修铁路了，真的以为孙中山相信民权主义、民族主义完成了，剩下的只是民生主义一项了。

袁世凯的失误为民国初年的政治纷争留下了机会，这不仅是权力傲慢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袁世凯这批自视甚高的政治家没有将尊重历史、善待前人的原则贯彻到底的必然结果。袁世凯顺手牵羊利用了孙中山等革命家的伟大谦虚将他们排除在现实政治之外，结果也在事实上为自己的新政权预置了一个敌对力量。一个年轻的共和国原本可以朝气蓬勃向上发展，然而为时不久就陷入持久党争甚至战争。这是非常可惜的，但谁也没有办法。历史或许有自己的惯性，历史没有办法遗憾。

小说《青梅煮酒论英雄：马勇评近代史人物》试读结束，继续阅读请看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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